2018年商标评审案件行政诉讼情况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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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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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商标评审部门裁决案件总计26.52万件，全年共收到一审应诉通知11510件，一审应诉量占案件裁决总量的4.34%，与去年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18年共收到二审应诉通知4120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听证程序或再审程序的案件有420件。2018年，商标评审部门共收到一审判决10633件（含裁定561件），其中败诉案件2840件，因情势变更导致败诉的案件1205件，占了败诉总量的42.4%，刨除情势变更败诉案件，实际的一审败诉率为15.4%；共收到二审法院判决3732件（含裁定67件），其中败诉案件1243件，因情势变更导致败诉的案件350件；2018年共收到再审法院判决及裁定354件，其中涉及情势变更案件35件。
2018年一审应诉总量首次破万，比去年增长两千余件，延续了一贯的增长态势，但应诉占比稳中有降。从近三年的数据来看，行政裁决数量连续三年较大幅度增长，但应诉占比基本稳定在5%左右，约95%的案件在评审程序中得到了解决。这充分说明评审程序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解决商标授权确权纠纷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表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一些主要法律问题上日益形成共识，当事人因对案件处理结果形成较稳定的预期从而服判息诉。以下为2016-2018年评审案件一审被诉情况列表：针对2018年收到的10633件一审判决，我们分别统计了各种案件类型的败诉率，其中驳回复审败诉总量虽然较高，但绝大多数败诉系情势变更所致，实际败诉率仅为7.5%。不予注册复审（含异议复审）案件数量远少于其他类型的复杂案件，考虑到经历异议和复审程序连续不予注册，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意愿会有所降低，因此相应的诉讼较少，实际败诉率亦低于10%。无效宣告和撤销复审作为两种较复杂的案件类型，实际败诉率均比较高，后者的败诉率更是接近30%。即便有部分案件的败诉系由诉讼新证据导致，但多数败诉案件仍表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若干事实认定和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分歧，有必要对分歧之处进行梳理分析，以便进一步统一认识，完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三）情势变更成为最主要的败诉原因,部分败诉原因占比出现明显变化在一审败诉统计数据方面，2018年度主要败诉原因所占比例及与2017年度相应情况对照见下表：由上表可知，2018年因情势变更、商品类似判定、商标使用证据判定、驰名商标以及第44条第1款所指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导致败诉的占比明显升高，而因商标近似判断、不良影响、显著性及程序原因导致败诉的占比则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他败诉原因占比则与去年基本持平。从具体败诉原因来看，因情势变更导致的驳回复审败诉数量增加明显，这种因基础事实发生变化所致的败诉不能归责于行政机关，故可将其排除在实际败诉率之外。尽管可能有当事人或代理人认为对引证商标权利状态存疑的驳回复审案件应予暂缓审理，但考虑到驳回复审案件的庞大受理量、申请人对尽快授权的期待以及法定的审限要求，商标评审机关不得不在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衡量的基础上，最终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能够满足多数人需求的做法。实际上，司法机关在面对类似情况时也作出了与行政机关相同的选择。因类似商品判定分歧导致的败诉案件与去年相比上升了0.8个百分点。不同于带有主观色彩的商标近似判定，商品类似判定应该具有一定客观性，因为商品的功能特点等属性是客观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联系也应该是客观的。通过综合考量商品的种种客观属性，裁判者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从而认定商品的类似程度。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关于类似商品的判定标准应该具有稳定性。通过分析败诉判决，笔者发现，面对同样的商品情况，有的案件认定类似，有的案件认定不类似，这种认定不一致的情况在第25类商品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实际上，针对25类内部各群组商品的类似判定，司法认定经历了几轮反复，评审部门的案件审理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从有限度的突破到一概判定类似，再到一概判定不类似，反复变化的认知导致了当前第25类内部类似判定上的混乱。例如，在第13751937号“SK及图”案件中，一审判决认定“袜”商品属于2509群组，与“服装、鞋、帽、手套、领带、皮带”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不构成类似商品[1]；但在第13848777号“飞织”无效宣告案中，一审判决又认定“袜、领带”商品与“服装、鞋、帽”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方面均较为接近，构成类似商品[2]。以上两案均涉及到“袜”与“服装、鞋、帽”商品是否类似的认定，但上述判决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第12444536号“以纯 by YISHiON Y:2”无效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袜、手套、皮带、领带”商品与“服装、鞋、袜”商品不类似，二审判决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构成类似[3]。情形相似的矛盾性判定不在少数[4]，究其实质，原因之一是裁判者对于商品间的客观联系的确存在不同判断，原因之二则是裁判者采纳了所谓的类似商品主观说。两种原因有时单独存在，多数时候交织在一起。对于单纯的原因一，解决之道不难，因为商品之间关系的客观性终将使裁判者的认知趋向统一；但对于原因二，如果类似商品主观说不被否定，类似的矛盾判定必将层出不穷，因为主观说本质上是将用以推定混淆的客观因素与作为推定结果的主观判断混淆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循环论证。而且最重要的是，原因二会极大的影响原因一，即裁判者在类似商品主观说的支配下，丧失了对商品间关系的客观性判断。仍以第25类商品为例，自ZARA、H&M等快时尚零售业态在中国的广泛铺开，消费者日益习惯了一家店铺同时提供服装、腰带、鞋、帽、袜等商品，这种经营业态不可避免地对消费者的认知产生影响，当面对相同商标的服装、鞋、袜等商品，消费者倾向于认为商品来源相同。可以说，新业态使第25类商品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客观联系，即相似的穿戴功能、相同的生产者和销售渠道、相同的消费者，这种联系上的客观性原则上不会因不同案件有所不同。但商品类似也有程度之分，其与标识因素、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混淆可能性的存在。即使在商品类似、商标近似的场合，也可能存在其他客观因素（如已形成稳定市场秩序）导致裁判者推定混淆可能性较小。其中，标识近似、商品类似是必备要素，其他原因（如在先商标的知名度，系争商标注册人恶意等）则是机动要素。当两个必备要素都特别强时，可径行推定存在混淆可能性；但如果商品因素较弱，则需要较强的标志因素甚至其他机动要素相结合，才能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同样，如果商品因素和标志因素均比较弱，而其他因素特别强（例如同时具备下图中的C1、C2、C3），亦有可能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综上，尽管《商标法》第三十条并未明确规定混淆，但在实践中，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是基于混淆可能性判定第三十条成立与否。标志近似、商品类似作为推定混淆可能性的因素，不应与作为推定结论的混淆后果循环论证。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在商品情况相同的不同案件中，基于其他考量因素的不同，裁判者有充分理由对混淆与否作出不同判定，而不是对商品类似与否给出矛盾性判定。针对其他分歧较明显的败诉原因，我们会进行详细分析，并在以后的《评审法务通讯》中陆续予以发布。本期将重点针对撤三案件中的各种证据形式进行梳理汇总，并对证据认定问题给出参考性意见。从具体败诉原因来看，因情势变更导致的驳回复审败诉数量增加明显，这种因基础事实发生变化所致的败诉不能归责于行政机关，故可将其排除在实际败诉率之外。尽管可能有当事人或代理人认为对引证商标权利状态存疑的驳回复审案件应予暂缓审理，但考虑到驳回复审案件的庞大受理量、申请人对尽快授权的期待以及法定的审限要求，商标评审机关不得不在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衡量的基础上，最终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能够满足多数人需求的做法。实际上，司法机关在面对类似情况时也作出了与行政机关相同的选择。因类似商品判定分歧导致的败诉案件与去年相比上升了0.8个百分点。不同于带有主观色彩的商标近似判定，商品类似判定应该具有一定客观性，因为商品的功能特点等属性是客观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联系也应该是客观的。通过综合考量商品的种种客观属性，裁判者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从而认定商品的类似程度。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关于类似商品的判定标准应该具有稳定性。通过分析败诉判决，笔者发现，面对同样的商品情况，有的案件认定类似，有的案件认定不类似，这种认定不一致的情况在第25类商品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实际上，针对25类内部各群组商品的类似判定，司法认定经历了几轮反复，评审部门的案件审理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从有限度的突破到一概判定类似，再到一概判定不类似，反复变化的认知导致了当前第25类内部类似判定上的混乱。例如，在第13751937号“SK及图”案件中，一审判决认定“袜”商品属于2509群组，与“服装、鞋、帽、手套、领带、皮带”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不构成类似商品[1]；但在第13848777号“飞织”无效宣告案中，一审判决又认定“袜、领带”商品与“服装、鞋、帽”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方面均较为接近，构成类似商品[2]。以上两案均涉及到“袜”与“服装、鞋、帽”商品是否类似的认定，但上述判决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第12444536号“以纯 by YISHiON Y:2”无效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袜、手套、皮带、领带”商品与“服装、鞋、袜”商品不类似，二审判决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构成类似[3]。情形相似的矛盾性判定不在少数[4]，究其实质，原因之一是裁判者对于商品间的客观联系的确存在不同判断，原因之二则是裁判者采纳了所谓的类似商品主观说。两种原因有时单独存在，多数时候交织在一起。对于单纯的原因一，解决之道不难，因为商品之间关系的客观性终将使裁判者的认知趋向统一；但对于原因二，如果类似商品主观说不被否定，类似的矛盾判定必将层出不穷，因为主观说本质上是将用以推定混淆的客观因素与作为推定结果的主观判断混淆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循环论证。而且最重要的是，原因二会极大的影响原因一，即裁判者在类似商品主观说的支配下，丧失了对商品间关系的客观性判断。仍以第25类商品为例，自ZARA、H&M等快时尚零售业态在中国的广泛铺开，消费者日益习惯了一家店铺同时提供服装、腰带、鞋、帽、袜等商品，这种经营业态不可避免地对消费者的认知产生影响，当面对相同商标的服装、鞋、袜等商品，消费者倾向于认为商品来源相同。可以说，新业态使第25类商品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客观联系，即相似的穿戴功能、相同的生产者和销售渠道、相同的消费者，这种联系上的客观性原则上不会因不同案件有所不同。但商品类似也有程度之分，其与标识因素、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混淆可能性的存在。即使在商品类似、商标近似的场合，也可能存在其他客观因素（如已形成稳定市场秩序）导致裁判者推定混淆可能性较小。其中，标识近似、商品类似是必备要素，其他原因（如在先商标的知名度，系争商标注册人恶意等）则是机动要素。当两个必备要素都特别强时，可径行推定存在混淆可能性；但如果商品因素较弱，则需要较强的标志因素甚至其他机动要素相结合，才能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同样，如果商品因素和标志因素均比较弱，而其他因素特别强（例如同时具备下图中的C1、C2、C3），亦有可能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综上，尽管《商标法》第三十条并未明确规定混淆，但在实践中，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是基于混淆可能性判定第三十条成立与否。标志近似、商品类似作为推定混淆可能性的因素，不应与作为推定结论的混淆后果循环论证。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在商品情况相同的不同案件中，基于其他考量因素的不同，裁判者有充分理由对混淆与否作出不同判定，而不是对商品类似与否给出矛盾性判定。针对其他分歧较明显的败诉原因，我们会进行详细分析，并在以后的《评审法务通讯》中陆续予以发布。本期将重点针对撤三案件中的各种证据形式进行梳理汇总，并对证据认定问题给出参考性意见。
